“无论是海上石油开采，还是海上石油运输;无论是一滴水，还是一滴油，只要它坠入海洋，任何人，任何工具，任何手段，想要把它再次拣拾起来，将无比艰巨且痛苦。”作为移动污染源治理领域的知名专家，中国环境科学院移动源污染控制研究室主任鲍晓峰研究员，日前就大连原油管道爆炸泄漏导致海洋污染事件，接受了《中国经营报》专访。

　　灭火：消防措施到位

　　《中国经营报》：大连港及中燃大连等片区的一些负责人指出，在使用泡沫灭火同时，大量消防车使用了高压水源作为灭火手段，而这一手段导致已经燃烧的原油浮在水面之上，快速下泄，进而使得更多的管线被动过火、炙烤，形成了火上浇油火更旺的局面。你怎么看?

　　鲍晓峰：这是一个非常窄众的问题。消防队员当然知道应该如何更好地运用救援原油火灾的基础知识。原油火灾的确不同于一般的火灾，作为化工产品，它首先并不会直接被水扑灭，但使用高压水枪，可以让油温尤其是储油罐的温度快速降低，这是一定的。

　　我们需要再次研判大连“7·16事故”发生之后，当时的着火地点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它周围环境都在发生哪些变化。通过研判可见，周围密密麻麻地分布着至少几十个油品罐体，而大多数罐体都是装满了原油、成品油、基础油等各种油品化学品，也就是说，在对第一个火源不能很快扑灭的同时，要想办法保住其他罐体，不能让一个空罐引发的事故，威胁到所有的罐区安全。

　　基于此，我认为消防官兵使用泡沫扑火措施与高压水枪及时为罐体降温的措施，是比较到位的。

　　回收：现有措施乏力

　　《中国经营报》：但我们也注意到，随着水流加剧，燃烧的原油纷纷浮在水流之上进入了大海，火势最盛的时候，部分海面一度变成火海，这是否意味，我们将灾难引入了另一个战场?

　　鲍晓峰：从物理分解的角度看，原油入海，变成了三种物质：浮油、水溶性化合物以及原油和水形成的乳状液。

　　我们需要梳理火灾应该分为几个阶段。我认为是三个阶段。

　　首先，就是控制火源，尽快将其引离危险源——现在已经实现了。

　　但火源控制过程中，派生出来第二个阶段，即海域污染如何控制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有两个传统且无法革新的办法，分别是回收和稀释。回收对于大块的污染源，肉眼明晰可见的污染源是有效的，但投入巨大，比如使用吸油纸、吸油毡、吸油棒，或者人工打捞等。

　　从事发第一时间开始，中石油就借助去油剂投放大海等办法，对部分油污实施了分解式的清理，但这一稀释也导致原来成团的油污更加分散。从自然稀释的角度看，一方面有赖于海水自身的净化能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则需要人工辅助，尽量让这些污染源不要沉入海底，一旦沉入海底，其将完全无法控制，只能等待漫长的自然降解。

　　第三阶段，需要我们反思。从消灭火患到消灭大海上的移动污染源。

　　《中国经营报》：移动污染源是否会面临回收成本非常巨大的问题?

　　鲍晓峰：现有的所有方法，对于漂浮在海洋的石油来说，都是苍白无力的。不唯独中国，包括美国在内，墨西哥的原油污染，也一点办法没有。

　　为什么这样?根源有二：一是在于污染源的流动性，它到处跑，尤其是海水不间断地在潮涨潮落，谁也没有办法;二是经济投入产出比。在大面积污染事件发生后，初期的回收成本还不是非常高，但等到大面积的污染消失后，对于更加稀薄的污染源，每回收一吨甚至99.99%都是海水的类似污染源，投入的经济成本可能会是1吨原油价格的几十倍、几百倍乃至上千倍。

　　反思：体制恶疾亟待根除

　　《中国经营报》：关于被污染海域的面积，最初有说法是几十平方公里，后来又说是183平方公里，最新数据称高达300多平方公里，那么，污染如此巨大的海域面积，你认为，应该会有多少原油泄漏？

　　鲍晓峰：我个人高度关注被污染海域的真实数字。如果污染海域的确超过100平方公里以上，则泄漏入海的污染源，绝对不可能只有1500吨原油。当然，这个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计算。

　　《中国经营报》：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迄今都没有得到妥善处理，中国大连又发生了新的海洋污染事件，你认为海洋遭受原油污染，会否成为常态？人类需要反思什么？

　　鲍晓峰：海洋石油污染已经是一种常态。只要你在海港或者有钻井平台的海域查勘，多多少少都可以发现油污的存在。

　　我们知道，把储油罐建造在海外的最大优势是，减少了物流成本，便于出港入港，为企业利益最大化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弊端在哪里，要反思重大的石化储备基地和石化炼化基地是否应该一味地沿海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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